時代周報-中國的新圈地運動

旺報
更新日期:2010/11/14 02:40
記者楊偉中/整理

旺報【記者楊偉中/整理】

評論解讀大陸正在城鎮化、讓農民上樓的名義下,逐漸推動新圈地運動。新圈地背後的真相如何,誰得利、誰付出代價,影響如何,大陸知名時事評論家笑蜀做了剖析。

新圈地運動真的就那麼一團漆黑,一絲兒亮光都找不到嗎?我竭力要從媒體報導中,找到幾個「基本正面」的案例。

三大具體問題

我最關心新圈地運動帶出的三個具體問題。第一是產權置換。宅基地是農民的私產,扒房扒掉的是農民的財產權利。相關產權問題如何處置?第二是農民就業,村改居,人進城,進了城做什麼?第三是村改居後,村集體資產的去向。從幾乎浩如煙海的報導文字中,終於找到了兩個積極的案例。

經濟發達地區的寧波市推行的「農村股改」,把「看得見」的集體資產透過折股量化到人,變成「摸得著」的股權份額。股權分為兩種,一是人頭股,一是農齡股。有戶頭沒土地的村民拿人頭股,有土地的村民則在人頭股基礎上再拿農齡股。據稱,村改居之後,當地農民可個人分紅每年數千元(人民幣,下同)到數萬元不等。

若干積極案例

土地這個農民的命根子,並沒有因為村改居被徹底切斷,農民仍能夠持續受益。這樣的產權處置方式,應該還是令人安慰的。

另一個案同樣發生在經濟發達的地區,即杭州市江干區。該區針對進城農民就業難問題,推出號稱「新職場攻略」的就業援助計畫,甚至專設就業援助員,覆蓋所有社區,可見其用心良苦。該區還提出要在「十二五」期間,做到「8090」全部就業,「4050」充分就業。

株洲馬家河鎮高塘村、濰坊市奎文區、廈門集美區亦有村改居後試行集體資產改制及股份制改革,讓農民「洗腳上岸變股東」。當然,遠遠不止這三個案例,但相對於已經圈地的村改居至少數以萬計的案例,實在是少而又少。

忽視農民切身利益

絕大多數村改居,沒有對農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統和完善的安排。通常是單方面宣布每套宅院置換樓房多少平方公尺,或土地折合每畝多少人民幣,然後就扒房。產權置換是行政定價,零談判;就業是基本不考慮;集體資產去向是基本不交代。村改居的主題很直接:要地不要人。

至於更大規模不改居,即不進城的撤村併社,我很難發現一個積極的案例。撤村併社之後農村依然是農村,農民依然幹農活。惟一改變的,只是農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來,搬進政府指定的樓房集中居住。在地方當局眼裡,當然也就不存在所謂產權置換,就業援助和集體資產去向交代問題。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沒有掩飾。

新圈地運動的本質

所謂新圈地運動,不過是主要在城市展開的圈地運動,向偏遠農村地區的大規模延伸而已。先是變賣國企,國企賣完了就吃土地,現在不少城市土地也幾乎吃完了,於是藉所謂城鎮化的堂皇美名,把眼光轉向偏遠農村地區。用農民的土地尤其是農民的院子,來填補一些地方政府深不見底的財政虧空。

所幸,現在的新圈地運動,還局限在試點範疇。如果全大陸範圍普及,又將是怎樣的局面?

遠離城市遠離文明?

城市強拆衍生諸多血拆事件,但城市政府的行政執法水準相對較高,市民社會尤其媒體對公權力的制約相對較強,所以總體上還不能不有所克制。農村不然,農村對強拆權力的制約之弱,注定了強拆者不僅更加低能,而且更加肆無忌憚。新圈地運動因此很可能比城市強拆掠奪性更突出,手段也更不人道。

古老「孔孟之鄉」的山東濟寧一年就扒掉了數以萬計的農村住宅,50多萬農民徹底失去曾經安身立命的宅院。他們中的一部分搬進樓房,更有相當多數連樓房都沒得搬,只能躲到一座座窩棚裡──濟寧當局提供不了那麼多樓房,遂以每人每月50元的過渡費,將農民遣散到周邊四五十里以內的其他村莊借住,而嚴禁農民住窩棚,因窩棚有損地方形象。住窩棚也就屬於非法,隨時都有被踏平的風險。

大批農民流離失所,導致多起非正常死亡個案。濟寧的邵莊寺村拆除後的3個月,死亡人數多達十四五個,一個因找不到房租住而喝農藥自殺,還有五六個死於交通事故──農村的機動三輪車本來容易出事,加上租住地太遠,農忙時披星戴月地來回趕,出事機率無疑更高。但所有這些,都不能讓濟寧當局有所收斂。濟寧當局已經決定,將在以後5年中,再撤掉剩下6274個建制村中的5572個。

驅動力是利益

不顧一切的背後,當然是巨大的利益驅動。汶上縣去年轉讓建設用地指標共1300畝,其中1063畝賣給濟寧市,收益1億多元。與地方政府盆滿缽滿形成鮮明對照的,是農民家庭財產的縮水。邵莊寺村民質疑,「以160─550元每平方公尺的價格拆了我們的好房子,再讓我們以800─1000元的高價購買樓房,還要我們背負那麼高的債務。這對我們來說是進步,還是倒退?」

一頭是暴增的政府收入,一頭是縮水的農民家庭財產。這樣的經濟發展,不過是把社會財富從農民的腰包,騰到地方政府的腰包而已。

民眾的稅負痛苦指數已經很高,但天量稅金並不足以維持政府。政府要維持下去,就要創收。產業化、公司化,這一切就都是邏輯必然。

突破法制底線

所以城市拆完了拆農村,這突破了最後的法制底線。農民的宅基地是私產,縱然這私產並不完整,但占有權和使用權都是受憲法法律保護的。現在有些地方政府一紙通告就可以拿走,憲法和法律完全被丟到一邊。

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對新圈地運動有過尖銳抨擊:「古今中外,史無前例」;「在這場讓農民上樓運動的背後,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用,弄得村莊稀里嘩啦,如不有效遏制,恐怕要出大事。」這應該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見。陳錫文批評地方政府曲解政策,但地方政府何嘗不知他們是曲解?他們明知故犯,故意造成法不責眾的態勢,以此把曲解合法化,迫使中央政府接受既成事實。

這就是說,撤村運動既包含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利益衝突,實際上也包含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利益衝突。在財政大頭被中央政府拿走,地方政府吃小頭,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,財政一旦山窮水盡,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氣壯地把手伸進老百姓的腰包裡,由此引爆的社會矛盾和衝突,則以維穩之名一概高壓處置。如何最大限度壓縮政府成本,把人民養不起的政府變成人民可以輕鬆供養的政府,是整個政治改革的主題。

(摘自《時代周報》2010-11-11,作者笑蜀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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